1112整肃驿站(2/5)

正说明了这一点。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乡绅清晰的认识到，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乡村自治」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考成法是真把下面官员逼急了，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必须完成朝廷摊牌下来的赋税。其实税赋不算重，可地方上杂税太多，算起来也不轻。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承受的综合税赋一直都很重，明朝的轻税也仅指国税这一块。魏广德也是不止一次从到京述职官员口中知道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使用一些激烈手段。而那些在外为官的同年、同乡，也不时在信中诉苦，多是反对考成法的。这也是魏广德和张居正在内阁里能够达成一定默契的原因，张居正强推考成法，绕不过魏广德，少不得他的支持。而魏广德此时的心态，多少也有变化。受后世光环的影响，魏广德一开始是支持张居正考成法制度，不过现在了解到实情后，多少还是有些动摇。当然，这些是另一回事儿，此时魏广德已经有了主张，打算回到内阁就把关于红薯藤的事儿布置下去，让劝农司派人去福建找李锦，看看那个红薯藤是否种活，这才是关键。之后还要一起进行培育，争取尽快获得更多的红薯和红薯藤，在全国各省尝试种植。一句话，红薯藤是魏广德为几十年后大明王朝续命准备的东西，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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